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毒品问题日渐突出,已引起本地区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与毒品相关的消息不时从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门的新闻发布会上传出。哈萨克斯坦媒体惊呼:“毒品之国是我们未来的称号吗?”乌兹别克斯坦某些官员也表示担心,说如果对国有资产马上进行私有化,那么能支付得起的只有毒贩了。塔吉克斯坦的内务部长说得更为实在,他说:“毒品比武装反对派更可怕,我们与反对派之间,或是被对方消灭,或是我们消灭对方,再有一条路就是和解,而我们和毒品之间永远没有和解。”
以下是一组官方颁布的统计数字:在哈萨克斯坦,1991年警方截获非法贩运的毒品总数为9吨,1996年为12吨,1997年为31吨;在吉尔吉斯斯坦,1991年警方收缴毒品总数仅为3.5公斤,1995年上升到894公斤,而到1996年已达2.189吨。据专家估计,上述数字仅为警方和海关人员所截获的毒品数量,实际上,由边防军直接缴获的数额要远远超过这些,而以上两组数字与真正运入、运出该地区的毒品数额相比也仅仅是九牛一毛。
哪里毒品贩运猖獗,哪里吸毒者就迅速增加,给社会带来的直接危害也就更加明显。以哈萨克斯坦为例,1997年官方统计的吸毒人数为2万人,而实际数字可能达30万人,且几年来一直呈几何级数增长。吉尔吉斯斯坦吸毒者中的新趋向是:年龄年轻化,很多青少年15—16岁即入“烟巷”;成分农村化,过去通常认为吸毒是城市病,而该国41%的烟民生活在乡镇;性别女性化,目前女性吸毒比例已超过9%。
也许人们会问,贩毒狂潮何以如此迅速地席卷了中亚?毒贩又是通过什么渠道将如此巨额的毒品运入、运出中亚诸国的呢?
首先,中亚靠近重要毒品产地,且自身亦是野生大麻的重要产区。1994年,阿富汗仅鸦片生产加工一项就达3416吨之多,1995年为2400吨,此后每年都在3000吨左右。在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边界地区,大约有100多个地下窝点加工鸦片制品,这在当地已不是什么秘密。在中亚地区,野生大麻的分布范围也十分广泛,仅哈、吉交界处的楚低谷,野生大麻的生长面积就可达14万公顷;在哈萨克斯坦的塔尔迪库尔干州,生长面积也在3万公顷以上。
其二,毒品贩运利高,驱使很多人铤而走险。在塔吉克斯坦南部地区价值100—150美元1公斤的鸦片,运到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城市价格升到800美元,到比什凯克为2000—2500美元,贩运到莫斯科便成了7000—8000美元。吉尔吉斯斯坦楚低谷地区一位缉毒中级警官说,毒品走私者一出手,就是缉毒警员一辈子也挣不到的钱,难怪在贩毒分子的子弹和巨额贿赂面前,一些执法者纷纷落马。很多人担心最先被摧毁的就是缉毒队伍本身。
还有一点不能不强调指出的是,中亚诸国经济困难,人力、财力均捉襟见肘,加上经验不足,难以在短期内形成一支有效的打击力量。有些毒贩以重金贿赂了部分高官,作为走私毒品的“保护伞”;很多海关人员和警员又与走私者内外勾结,这些都是难以从根本上肃清贩毒者的原因。不久前,哈报纸披露,阿拉木图通往吉尔吉斯斯坦一个海关检查站的负责人遭枪手刺杀,警方几经周折查出的内幕却让国民着实惊诧了一番:这个3000人的村镇几年来实际的控制权早就掌握在当地黑势力手中,前任站长收取贩毒者的“赃钱”,每周竟达20万美元之多。难怪今年上半年,联合国相关组织召开中亚5国外长打击毒品走私会议时指出,不整治腐化,就不可能堵住中亚这个贩毒大通道。
为从根本上解决中亚的毒品贩运问题,中亚各国政府均认识到各国间倘不协调行动、相互配合将难以实现目的。因而,在联合国监督毒品扩散部门的帮助下,各方频频会晤、签署声明,试图在中亚5国间建立一个打击毒品走私的协调合作机制。联合国也为各方的技术合作提供了258万美元的资金支持。
不久前,哈萨克斯坦出台了惩治腐败和滥用职权的法律法规,并对一些参与、涉嫌贩毒或为走私者提供“庇护”的官员进行追究和惩处。1997年,乌兹别克斯坦在边境地区抓获塔吉克斯坦贩毒者200人,俄罗斯贩毒者95人,吉尔吉斯斯坦61人,土库曼斯坦57人,并多次粉碎了毒品贩运者试图将制毒原料运入乌兹别克斯坦的企图。中亚各国边防人员、警员和海关人员在缉毒斗争中取得了成绩,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在阿富汗和土库曼斯坦边界一次被称为“鸦片战争”的行动中土库曼斯坦内务部反毒品局局长献出了生命。驻守塔吉克斯坦边境的两名俄罗斯军人,也在与毒贩的枪战中身负重伤。但正如塔内务部部长所说,为铲除寄生在人类身上的毒瘤,彻底堵住贩毒中亚大通道,人们与贩毒者的斗争“永远没有和解”。